互盛科技推薦，同時，互盛醫(yī)養(yǎng)還擁有專業(yè)賦能體系，包括合作賦能、成交賦能、醫(yī)療賦能，為合作伙伴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。
顧頡剛們醒了。面對“九一”的戰(zhàn)火硝煙，曾經傾心于東洋史學的他，終于明白了學術與政治的關系。1938年，他目睹日本在西南繼續(xù)挑動泰語和緬語族的獨立，又受到傅斯年的精神撼動100，終于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論。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，扶杖到桌案前寫下了《中華民族是一個》101。他反對使用“民族”來界定國內各族群，建議改用“文化團體”，因為“自古以來的中國人本只有文化的觀念而沒有種族的觀念”。實際上，顧頡剛在這里提出了“國族”的概念，即“同屬一個統(tǒng)治下的人民”屬于同一的國族，即中華民族。
聽到這些，顧頡剛雖纏綿病榻，卻如“骨鯁在喉”，又爬起來寫了《續(xù)論中華民族是一個》，反駁說，中華民族的“國族性”是足夠強大的，“分化”是“不自然的局面”。只要分裂的武力稍弱一點，人民就會自發(fā)結束分化局面。如果“長久分立”有天然的安定性，則中國早就支離破碎而不成為一個民族了104。他在文末甚至怒吼道——“等著罷，到日軍退出中國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見一見東北省和其他淪陷區(qū)的人民是怎樣的給我們一個好例子了”105！對于前輩的病怒，費孝通沉默了，沒有再做回答?！爸腥A民族到底是一個還是多個”，成為一樁沒有結論的公案。
費孝通還對自己晚年的轉變解釋說，“我在曲阜孔林兜圈時，突然意識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體這個秩序嗎？而他在中國成功了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華民族。中國為什么沒有出現前捷克斯洛伐克和那種分裂局面，是因為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心態(tài)。”顧頡剛與費孝通的糾結，反映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路——既渴望用西方概念來改造中國的知識傳統(tǒng)，卻發(fā)現西方經驗無法概括自身文明；既渴望獨立于政治的西方學術，又發(fā)現西方的學術從來離不開政治。后，他們都回歸到中華文明母體。
深沉的情感才能產生深刻的理解，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實的構建。終，中華民族的故事還要由我們自己來寫。中國東晉南北朝300年的故事，政權、人物、事件太多太雜，一看就亂，一亂就煩，是一段難寫清的歷史。而中華民族重新塑造與中華文明轉型升級的密碼，恰恰蘊藏在這300年中。如果沒耐心走進去看看、轉轉、站站，就難以找到自己的出處。